“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于漪”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1949年以来，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学生没有兴趣，老师迷茫。
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关键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是“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如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等，超过了10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母语方面的文献后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她还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学性”等更为合适，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1995年《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2001年印发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认为，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3个基础：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学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文教育学”。
于漪是有宏观思维和前瞻性思维的。这决定了她不单单是一位语文教育家，还是一位从语文教育走出来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学任教的于漪，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学生长期相处，真正懂得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没有选择性。这奠定了她以所有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基础。
而更多的思想来自现实问题。
“教书”是为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育人”则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声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书”要为“育人”服务。任何学科教学都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对此，于漪较早提出了“全面育人观”：全面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生命体本身也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德性与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体美劳各育应有机融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针对教育功利化倾向，于漪说，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不能忘记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学生求学读书是为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上，于漪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学生处在变化发展中，要不断研究学生成长中的3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心灵世界。3个世界要和谐发展。不仅要把握学生年龄段的特点，更要把握时代、社会、家庭因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与反映。教育要努力发现每个学生心中那根“独特的琴弦”，在沟通理解上多下功夫。
于漪的教育学就是这样，既唱“神曲”，又唱“人歌”，所以能服人。
于漪在长期的教师、校长和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涯中积累了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财富，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教师学”。
“没有教师，人就不能成才；没有教育，社会就会一片黑暗。”她进一步指出，教师的崇高职责就是在学生心灵深处滴灌生命之魂。她特别强调，教师是“过去历史上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教师职业是继承人类传统和面向未来的职业，关系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千家万户。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教师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她主张，教师要学一点哲学，要有文化判断力。
她还说，没有一个职业像教师那样意义非凡，教师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没有一个工作像教师那样对人的一辈子起作用。教师对学生的作用不可能是“零”，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负面作用。教师首先在人格上要“表里俱澄澈”，做到在学生看来是个里里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在于漪看来，要做“四有”好老师，关键在于内心的深度觉醒，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老百姓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觉醒，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思考问题，而且心中总是有一团火，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
于漪在治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过程中，形成了对校长素质的认识和一整套办教育、办学校的思想方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
于漪说，要德、才、识、能兼备。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是校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校长要 “养吾浩然正气”。在当今，就是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校长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跟随时代奋力前进；具备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晓基础教育的规律；还应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风……
什么样的校长能够成为教育家？
于漪说，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必须是文化人、文明人，身上有书卷气，有丰富的智力生活，学而不厌。校长思维要十分活跃，审时度势，因时辨势，遵循教育规律，独立思考，努力创新。
校长在教育教学领域执着追求，宏观上能打开视野，居高临下，微观上能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在实践中既能积累和创造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能从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基础教育育人的规律，就能成为办学的行家里手，成为师生憧憬的、献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这样想的，这些也是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行动缩影。
关于如何办教育，最为著名的是她1990年就提出来的“三个制高点”思想：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
首先，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其次，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再其次，要站在与基础教育发达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这一思想一举突破了学校的微观定位，把学校办学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大气磅礴、语振四座。
21世纪初，一些学校重有形成果，轻无形文化。对此，于漪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不重视，建设到怎样的程度，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形象、质量和生命力。”
于漪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每所学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异，但都必须紧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进的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奋发向上和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师生身心发展的。要使它成为全校师生追求的目标，思想言行的准绳，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的标尺。
于漪的办学思想，句句都是指导教育实践的箴言。
近年来，最让于漪椎心忧思的是教育教学改革中“西方话语”的盛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她就多次表态：“绝不让自己的教育实践沦为外国理念的论据。”
于漪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要从基础、从历史、从国情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对于出现的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树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我们国情决定取舍、改造、创新，要以我为主。“我们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中国教育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灯火，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2014年，85岁高龄的于漪吐露了一个夙愿：“我这名年已耄耋的教师，心中翻腾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急切盼望当代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这部教育学有磅礴之气，和谐之美，它蕴含中国至圣先贤的教育智慧，包蕴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教育的鲜活思想和先进理念，人类进步教育的种种创造融化其中，不见痕迹。这部教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满育人成长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学诚如斯言！
转自 《中国教育报》
（整理：李 惠 审核：鲍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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